中新经纬客户端10月12日电题：《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意义究竟何在》
作者盛松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自年首创以来，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已成功编制了近十年，并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与应用。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开始研究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布季度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年起开始发布月度数据，并在年9月公布了年以来的月度历史数据。年起按季发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年起按季发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年起按月发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自此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具备了衡量同比增速的意义。目前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已形成从季度到月度、从全国到分省、从增量到存量的全指标体系，并于年7月后做了两次修订。
区别于传统的、来源于金融机构负债端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另辟蹊径，从金融机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出发，统计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背后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链条”中，从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出发，可分为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货币渠道强调央行通过政策工具改变商业银行存款量(负债端)，影响实际利率水平，从而影响总产出。信用渠道则强调，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量(资产端)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如信托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的变动)来影响企业资金可得性，改变私人部门投资和最终产出。货币观点的理论渊源久远，信用观点则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托宾、施蒂格利茨及伯南克等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并最终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创设就是建立在信用渠道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尽管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理论基础由西方国家提出，但其为何没有在国外落地生根，而是成为中国独一无二、首次创设的指标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利率传导机制顺畅，更注重使用价格型指标而非数量型指标。二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资产端高度复杂、数据统计成本很高，由此导致的信息缺失进而监管不力，正是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新兴转型经济体多渠道融资需求较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部门更为强烈，构建综合融资指标以反映多渠道加总后的社会融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更具实践意义。中国首创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开国际先河，反映了中国为弥补统计信息缺口而做的努力，日渐被社会各界接受与应用，具有很高的开放性、可塑性，也得到了IMF、BIS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认可。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问世近十年来，受到政策层、市场人士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状况、衡量资金松紧程度、展示多渠道融资结构的重要指标。有时各界对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广义货币供应量(M2)。
首先，中央政策层面对社会融资规模充分重视。年创设社会融资规模起，国务院就对指标编制工作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多次批示要求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指标逐渐完善。我们广泛联系各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还深入基层调研，并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在全司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初步完成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编制。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曾多次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的目标。年4月中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要求，我们举办新闻发布会，我首次向记者们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内涵及组成部分，并公布了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
其次，在地方政府层面，社会融资规模是重要金融参考指标。中国经济区域特征明显，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一定竞争压力，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活水”对当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指标问世后，地方政府对其非常重视，一些地方开始尝试编制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但遇到一些困难。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协调多方意见，集中力量编制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从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按季发布各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形成了“社会融资规模地图”。
再次，社会融资规模日益成为资本市场
